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枫叶之国”的留学生活（中）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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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我获得了温莎大学授予的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早先就动员我读博士了，我也觉得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要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唯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公费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国家将不再负担费用，需要自己从校方获得资助。此时蒙特利尔大学体育学院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体育学院都表示接收我去读运动生理学博士，并且提供资助。但是我最后选择了留在温莎大学生物系，跟随导师泰勒教授，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做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的心脏生理学基础研究。

我上大学是学体育的，还是“工农兵学员”，诸如基础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酶化学、遗传学等生物学的基础课我都没有学过，要攻读生物学博士难度相当大。但是我当初学体育本就出于无奈，考研究生选择了运动生理，就因为这大概是在体育这一行中最有学问的专业。攻读体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固然相对容易一些，但转学生物学可以让我真正转到科学领域，以后的职业道路会更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以尽管走这条路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我还是准备拿出当年插队的精神再拼一次。

温莎大学

1982年秋，我开始了在温莎大学生物系的三年学习。由于我不是学生物出身，欠缺许多生物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生物系接收我读博士是有条件的。第一学期我只能以硕士生资格注册，先修六门生物系大学本科的课程，包括普通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必须至少得到B的成绩才能转为正式的博士研究生。与三年前初到温莎时一样，我又一次被要求补修基础课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六门课我念得非常辛苦，不像后来那些系统地读过高中和大学再来留学的中国学生，我中学只上了一年半就赶上了文革，大学里又是“工农兵学员”，有些课程基本上是从头学起。同时我还得在系里每周工作10小时做助教，这是我的经济来源。只好还是老办法，找出重点，突击学习。每天上午上课、做助教，下午做实验，通常做到晚上12点才回家，周末则全泡在图书馆念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期末这六门课不是B就是B+。系主任见到成绩单放心地笑了，马上批准我第二学期正式注册为博士生。导师泰勒教授说他很为我捏把汗，没想到我居然六门课成绩都不错。我想，还好没丢他的脸，其实我自己也真有点后怕呢！

温莎大学对获得博士学位的要求是修六门专业课，通过一次“综合考试”、通过一门外语考试、做一项有创新的科学研究、写出论文并通过答辩。由于这些严格规定，生物系的研究生平均4-5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依然按照读硕士时的习惯，修课与做科研并进。

每学期两门课，包括生物化学两门，生物学、生物学实验方法、酶化学和生物遗传学各一门。这些课难度很大，都没有固定教科书，内容来自各任课教授指定的一大堆参考书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上课是讨论式，教授每周让学生写一份专题报告，要去找最新的资料，写出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打印出来交稿。在下周课上教授一一予以讲评。期中和期末还都有考试。一年半下来，我的六门课都念得不错，两个B+，两个A-，两个A。平均成绩A-，这在生物系的研究生里是上等水平。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可能我还是很会念书的。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真的很辛苦，不过也确实让我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

“综合考试”是一大关口，是对博士生的各种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一次包罗万象的大规模测验。我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做了整整一个月的集中准备。考试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酶化学、心脏生理学等各个方面的题目，时间是两天整，非常紧张。由于准备充分，考试顺利通过。读博士还要掌握一门除英语外的外语，我去问研究生院，中文可不可以算一门外语，人家说不行，因为中文“不是一门科学研究用的语言”。于是我到外语系修了两门基础法语课。通过综合考试不久，我参加了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外语考试。考试内容是在三小时之内将两页法文的生理学专业文章译成英文，我通过了。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心肌肥大的发展与消退过程中的生理与生化变化机制”，这是导师由加拿大心脏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心脏肥大是常见的生理或病理现象，我的研究是要揭示它的变化过程。

1984年，作者做生化实验。

为了合理安排时间，我和导师商量，将整个论文研究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先做生理学方面的实验，再做组织化学实验，最后做生物化学实验。每一个部分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每做完一个题目，我和导师就把结果写成文章，向学术刊物投稿。国外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非易事，要经过业内同行的严格审评。发表文章非但没有稿费，还要缴版面费。

1984年我与导师合作，一年内在《加拿大生理学和药理学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部分又在世界一流的刊物《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于1986年发表在《加拿大心脏病学杂志》上。1982年9月至1985年8月，三年的时间内我修完了六门专业课，通过了综合考试和外语考试，完成了全部实验工作，取得了必要的数据。实验成果此时都已经或即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的工作只是将已经发表的文章重组写成论文。

我在加拿大读书数年真的体会到拿个博士学位很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博士”这个词含金量很高，很有影响力。学校里的教授都是博士，人们不会称他们为某教授或某院长，都是称他们为某博士，因为这代表了荣誉与身份。在西方国家只有三种头衔人们可以终身使用：一个是外交界的大使，一个是军界的将军，还有一个就是学术界的博士。

讲完学习，还要讲一讲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生活，那时与今天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公派到国外学习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大都是经过严格选拔、业务水平很高的精英。这些人大多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国外学习非常刻苦。但是那时国家还不富裕，能够提供给公费留学人员的经费标准很低。在加拿大，公费生每月只有不到400加元的生活费，房租就要花去近一半。不过我们这些公费生都能够体谅国家在不富裕的情况下拿出宝贵的外汇培养人才的苦心，所以鲜有人抱怨。

读硕士时我是靠国家公费，除了生活费，国家还为我付学费，到读博士时就一切自理了。读博士时生物系每年给我8个月的助教工作，导师给我4个月的助研工作。后来我又获得了安大略省政府为研究生提供的一项奖学金，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这项奖学金主要给予加拿大学生，外国学生只有50个名额，而当时全省在各大学读研究生的外国人有上万名，所以竞争极为激烈。我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而被选中（在校生发表论文并不多见），也是温莎大学获此奖学金的唯一外国留学生。在我留学的6年中，我和妻子都没有出去打过工，这或许是我留学经验的一个欠缺，但凭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这些资助和奖学金，或者也可以算是“智力打工”吧。

1983年，作者与妻子黄湘在加拿大。（作者供图）

我出国留学时国内政策尚不允许公派留学人员的配偶出国随行或探亲，我的妻子黄湘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于1983年来到加拿大与我团聚。妻子到来后先进修英语，后在温莎大学进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宛枫出生了。加拿大是个福利国家，生孩子住院全由政府社会保险金支付，很有几分社会主义的味道。可爱的女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

从1981年开始，陆续有来自国内的自费本科生和公派的访问学者与研究生来到温莎大学。凡有公派来的，中国大使馆教育处都会事先通知我，让我对他们予以关照，我也责无旁贷地利用自己在学校人熟地熟的条件帮了他们不少忙。后来人多了，又成立了“温莎大学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作为这里留学生中的“元老”，我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我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最好的，所以留学生们逢年过节就会到我家来聚会，大家一起包饺子，热闹一番，聊解思乡之愁。

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对在国外的留学生十分关心，大使馆成立了教育处，教育部派出教育参赞。教育处经常给我们寄来电影录像带和国内的报纸杂志，并且向各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提供少量经费，供我们组织联谊活动用。1985年初，我们联谊会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举办了一次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请到了温莎大学的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各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导师及他们的配偶。这次活动在学校里提高了我们联谊会的知名度，引起了校方对中国学者与学生的重视，对校方以后接收更多中国人来进修和读书也有促进作用。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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